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孙厚铭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孙厚铭
发于2026.4.20总第1232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3月，广州市黄埔花园社区居委会主任蒋春霞开始组织今年的癌症筛查工作。筛查工作有两项，难度却截然不同。一项是“宫颈癌+乳腺癌”筛查，面向35岁至60岁、没有固定工作的常住女性居民，按照往年经验，800个名额通常到了夏天就会报满，甚至还需要“抢”；另一项是大肠癌筛查，面向50岁至74岁的常住居民，经过社区工作人员的反复劝说，去年直到年底，380个名额才报满。
“去年有20多位居民大肠癌初筛结果异常，今年筛查的60多位居民中，也有3人结果异常。”蒋春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所在的社区从去年开始大肠癌基因筛查试点，一些还没有出现症状的患者，在癌症早期就得到了干预。今年，社区要动员去年未完成筛查的适龄居民，这部分人对筛查的认知更加不足，往往觉得自己没有症状，就没必要检查。“不少居民一听到‘癌’，就本能地抗拒。这种情况在老年男性群体中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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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项目的冷热差异，与筛查开展时间、检查手段和居民认知程度等多种因素有关。蒋春霞认为，与宫颈癌、乳腺癌相比，目前一些居民对大肠癌的认知还相对有限。社区的动员工作，是为了推动癌症筛查“最后一公里”的落地。近年来，国内多地都陆续开展了癌症筛查项目，广州就是最早实施大肠癌筛查的地区之一。
2023年10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3个部门联合制定的《健康中国行动—癌症防治行动实施方案(2023—2030年)》提出，到2030年，总体癌症5年生存率要达到46.6%。国家癌症中心肿瘤登记办公室主任陈万青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系统性地将癌症发现时间前移到早期可治阶段。但与庞大的适龄人群相比，当前筛查的覆盖面和连续性仍显不足。在“筛查—诊断—治疗—随访”的闭环中，仍存在“只筛不诊、只诊不治、只筛不随”等问题。
“很多方法，可能只有一个能砸中”
肖荣爱今年57岁，近十年前从老家江西到广州定居。去年5月，她所在社区启动大肠癌基因筛查试点。由于符合适龄常住居民条件，儿子替她报了名。初筛结果显示异常后，社区很快通知家属，并协助预约医院肠镜检查。被确诊为早期大肠癌后，不到半个月，肖荣爱就接受了手术。
尽管偶尔会有便秘，但肖荣爱此前并没有往癌症上想。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身边不少人都是等到出现明显症状后才去医院，确诊时往往已到了晚期。手术之后，她成了筛查最有说服力的“广告”。社区里许多原本不信任筛查的居民，也主动参与。
这种面向无症状人群的筛查模式，被称为组织性筛查，是癌症筛查中公认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陈淑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当地大肠癌的组织性筛查中，居民先填写问卷，进行风险评估，再完成粪便隐血检测和肠镜检查。2015年，广州市医院报告的大肠癌早期病例占比为12.1%。10年间，早期比例提升至34.8%。
“如果某个环节不顺畅，居民就可能打退堂鼓。”陈淑贤介绍，为此，广州市开发了风险评估小程序，在筛查点投放自助检测机，并在定点医院开通肠镜检查绿色通道，阳性居民无须再额外预约肠镜检查。但是由于粪便隐血检测的精准度有限，一些初筛阳性居民接受肠镜检查后，并未发现癌症或癌前病变。而且，肠镜作为诊断“金标准”，属于侵入性检查，受检者通常需提前服用泻药，检查时还要接受麻醉。“尽管公众对筛查已有一定认知，但实际动员难度仍然较大。”
相较而言，粪便基因检测能识别粪便脱落细胞中的基因异常改变，较粪便隐血检测的精准度更高，操作也相对简便，居民家中可完成采样，全程不需要专业医务人员参与。2025年，广州市黄埔区、花都区、增城区开展了大肠癌基因筛查试点，设立了700多个筛查点位，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完成初筛。
在广州，高强度的动员通常只能在6月之前完成。再往后，天气转热，社区的工作重心就会转向灭蚊和传染病防治等事项。山东省癌症中心办公室主任、山东省肿瘤医院预防管理部主任张楠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组织性筛查能更早发现隐藏在人群中的早期癌症患者，但也更依赖财政投入和政府组织能力，需要医疗机构和社区持续动员、组织和落实，耗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很大。而且，组织性筛查的覆盖能力本身也有限，一个省份一年最多只能覆盖十几万人。若想进一步扩大筛查范围，还需要更多从医疗机构入手，采用机会性筛查。
“只要患者进入医院，就不浪费任何一次筛查机会。”山东泰安市癌症中心办公室主任何秀玉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机会性筛查要做到“看病即筛查”。在泰安市肿瘤医院，患者只要来院就诊，无论挂的是哪个科室，接诊医生都会进行癌症风险评估，判断其属于哪一类癌症的高危人群，再建议做相应筛查。
“机会性筛查对医疗机构的要求更高。”张楠介绍，当患者存在吸烟、饮酒、家族史等风险因素时，医务人员要及时识别，或由医院信息系统自动发现并发出提示，引导患者进一步接受筛查。“如果患者原本是来看消化道问题，却被评估为肺癌高危人群，其接受检查的依从性往往更低。”而且，机会性筛查检出的早期癌症患者比例，通常也低于组织性筛查。张楠介绍，总体上，消化道肿瘤的早诊率不足20%，机会性筛查可提升至约30%，但仍低于组织性筛查70%—80%的水平。
目前，在全国普遍高发癌种的基础上，各地癌症筛查项目的侧重点并不相同。比如，安徽等淮河流域地区重点针对高发的上消化道癌开展筛查；河北省由于非吸烟女性肺癌比例较高，也将这一人群纳入高危筛查范围。张楠认为，癌症筛查应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地区的癌谱特点，选择重点癌种开展筛查。
陈万青介绍，组织性筛查依托公共卫生体系，对重点人群进行规范管理；机会性筛查则借助体检、门诊、慢病管理等场景，提高癌症发现率。两种模式需结合起来，才能进一步提升筛查的覆盖率和依从性。陈淑贤形容，现在的癌症筛查就是用各种方式去触达人群，“很多方法，可能只有一个能砸中”。
“政府出了酱油，鸡还得自己买”
广州刚开始推行大肠癌粪便隐血筛查时，项目资金只覆盖初筛费用，后续肠镜检查仍需居民自费。当地有一个用白切鸡打比方的说法：这样的癌症筛查，有点像政府出了酱油，鸡还得自己买。因此，一些初筛结果异常的居民，最终并没有去做肠镜确诊。
由于居民自费意愿不足，为了扩大筛查覆盖面，上海、宁波、广州等多地都将癌症筛查纳入民生工程，由财政资金托底。在广州市大肠癌基因筛查试点地区，初筛阳性居民肠镜检查的费用，先按医保规定报销，剩余部分再由政府购买的商业保险兜底，居民个人无须自付。陈淑贤介绍，这一做法明显提升了居民依从性，但三年试点结束后，后续将采取何种模式，仍需评估和优化。
在各地癌症筛查项目中，缺钱的情况普遍存在。北方某省的一位癌症筛查负责人沈千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该省政府对肺癌筛查项目投入专项资金，在问卷调查和高危人群评估环节，每筛查一例的经费仅1元左右，基层社区需要再自行贴补一部分费用；在临床筛查阶段，每例低剂量螺旋CT筛查政府补助65元，而实际成本约为300元，剩余部分需要由负责筛查的医院补贴。何秀玉也提到，在泰安市，筛查所需的无痛肠镜费用，目前主要由各个医院承担，难以长期持续。
“过分依赖财政资金，导致癌症筛查的可持续性较差，覆盖面也很难扩大。”张楠介绍，以财政投入为主的筛查项目，本身依赖持续投入和跨部门协调，各地推进力度差异较大。